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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5)

核心提示: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作者:韩 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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