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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3)

核心提示: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L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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