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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2)

核心提示: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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