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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核心提示: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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