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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被迫害的残酷真相:40多天断绝供水 没一粒救命药

核心提示: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1947年9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1966年4月,贺龙与薛明在成都。

本文摘自《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顾永忠 著,人民出版社 出版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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