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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核心提示: 发生在上海安亭车站的中断交通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扩展到工交及其他一切领域,也标志着各行各业“夺权”的开始。“秀才”们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虽说是政治赌博,从骨子里说,还是张春桥的潜意识里涌动着“文革”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据笔者查找过的不完全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后来不止十次讲到他在“安亭事件”中经历和“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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