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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毛泽东怎样一步步地被“靠边站”

核心提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

自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余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扎根的落脚点,发展和壮大了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从那时起,毛泽东便成为中共武装力量的著名领导人,成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成为蒋介石绞尽脑汁力图消灭的“共匪”头目,也成为与教条主义者格格不入而受排挤的对象。

从1930年末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前这一段时期,以教条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留苏派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逐步削弱和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的领导权数得数失,最终被“靠边站”,中央苏区全盘“苏化”。

王明、博古“一步登天”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10月由湖北省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得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在学习期间,为了打压异己,王明等炮制了“浙江同乡会”事件,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帽子。(后来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邓中夏等调查后,认为“浙江同乡会”根本不存在。同时也摘除了李、余等“工人反对派”的帽子。)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圈定的新的中央人选,过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中共中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此时,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这一童话般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31年4月和6月,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以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领导的党中央,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给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和工作上的困难。同时,随着各路“钦差大臣”陆续被派往中央苏区参与领导工作,毛泽东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以至于最后成为“光杆司令”。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项英成立苏区中央局,成为中央苏区法理上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往江西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为实现其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同时也是落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

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会议强调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开展”。

这些措施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屡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充满农民保守观念”、“游击战是单纯的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甚至警告毛泽东“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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