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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如何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

核心提示: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狂热”之后,共和国面临空前饥饿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幕:秘书将自定口粮标准的通知,发到各个领导人的手里,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饭量定一下供粮标准。当时,国家将每个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要求粮食定量低标准,并以瓜菜代替粮食。据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回忆: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一样,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于是,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1年年底,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广州温泉山附近的树林里捡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寻求解决大饥荒时期的代食品问题。此事对共和国领袖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国家再困难也不会让领袖们饿肚子;但领袖们提笔的手却十分沉重,他们比谁都清楚:百姓们的口粮紧张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他们曾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而他们自己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和群众共渡难关。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严酷的现实,最难过的是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主席本人了。他当时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这种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几个月不吃肉,吃饭时指着盘子里的菜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关心我,而要注意节约。比如这青菜,你们都把叶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叶子不是浪费了吗?”一次毛泽东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工作人员去弄几个芋头煨熟送来。毛泽东吃了两个,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里还含着一个芋头,急忙从他嘴里往外抠……其实,不论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说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把困难往“人祸”上联系时,中央领导们已经感到了农村形势扑面而来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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