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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破裂前夕,毛泽东的彷徨与陈独秀的挣扎

核心提示: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鲍罗廷、陈独秀等决策者接受。其实陈独秀也明白,汪精卫的立场逐渐右转,与共产党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敢不敢同国民党决裂,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中央面临的一大抉择。

陈独秀

 陈独秀的挣扎与毛泽东的彷徨

平心而论,陈独秀从心里不赞成农民运动。他是大教授,虽然从事的是唤起民众的革命,但广大农民真正起来了,他又怕得要命,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叶公好龙”之类。陈对农民的定义是:“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 , 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 , 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

所以,陈独秀一方面尽量迁就汪政权,一方面下令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而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一味退让的立场,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作为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感觉很难办。他说:“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不能容忍蔡和森这个处处与他对立的秘书长,6月底改由邓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泽东家养病去了。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鲍罗廷、陈独秀等决策者接受。他独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长江,填词表达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解释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时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毛泽东 1958 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陈独秀也明白,汪精卫的立场逐渐右转,与共产党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敢不敢同国民党决裂,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中央面临的一大抉择。陈独秀后来回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的这些心声是日后回忆时的感叹,当时的表现还是尽量维护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并压制党内与国民党决裂的呼声。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致命错误

“马日事变”后,形势日益恶化。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转向右派。他没有杀共产党人,而用“礼送出境”的办法 , 把在江西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来,每人发200块大洋,让他们离开南昌。随后,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汪精卫是可以依靠的左派。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 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但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活动, 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出指示电。主要内容是:1.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时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 , 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 , 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 , 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 , 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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