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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秘书只因送错一封信换来八年秦城生活

核心提示: 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1967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

本文摘自《温故(十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为“坐探”以后

送错一封信,成为“阶下囚”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这封信我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再说一次,这一点我是误会了——确确实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和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系。我万万没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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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江青 汪东兴 坐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