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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口述:审判“四人帮”,我为异端辩护

核心提示: 曾汉周把桌子一拍:“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你?”“对,你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老娘”哈哈一笑,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这一句话把曾汉周提醒了,真的,她怕过谁啊?所以“谁怕谁”的辩论到此结束。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电视直播时,万人空巷。无数被冤屈、受迫害的人们,都期待着惩办“四人帮”,还历史一个公道。

在这场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审判中,中国律师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已经中断了20多年的律师制度,在这一年的6月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出台得以重新建立。不少律师下放改造多年,早已脱离律师业务。而这次审判与复杂的政治因素之间有无法割舍的联系,海内外很多人始终怀疑律师就是个摆设。

“两案”律师组的工作,从组建之初,就困难重重。时至今日,当年“两案”律师组组长张思之回忆起这件事来,依然感慨万千。

彭真提出,组建“两案”律师组

公开审判是中央定的。大概是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

当时马上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组长是彭真。他们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很多法学专家,主要是各地政法院校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老师,开始准备起诉书。

最早是彭真提出来,“既然是审判,就应当公开。要公开审判,还是有律师的好”。在这个背景下,就把组建律师小组的任务交给了司法部。

司法部一接这个任务,头一件是组织人。最开始司法部的意见是应当找一批国际国内知名的法学家来做辩护律师,只有这样子,才配得上这几个被告的身份,才配得上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的级别。头一个找的是王铁崖,著名的国际法专家,还有林亨元,过去也是做过大律师的人。总之他们找了一些名流、一些大人物。但是司法部没有考虑到,所有找的这些知名人士,没有一个愿意干。都说给别人辩可以,给“四人帮”辩,坚决不行,这是遗臭万年的事情,而且有政治风险。其中只有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不说他自己不干,他说我老婆不让我干。这样司法部就抓住这个,死乞白赖地找陈守一,光我陪着找陈守一就不是三次两次。

后来司法部就调整了部署,从当时讨论起诉书的那个队伍里,选中了一批各院校刑法专业的老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兼职律师那一部分。然后从北京选四个专职律师,从上海选两个专职律师。上海这两个人,他们有目标:上海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还有韩大姐的助手张中,两个人都是民盟的。对北京,司法部很客气,没有定,只是给北京市司法局党组来了个通知。这时候司法局的党组就把我找去,让我带队,另外再找三个人,按时去报到。那时我是律协的常务副会长,会长是司法局的局长,所以律协这块实际上就我在管。当时的思想状态跟现在有点不同,当时我是百分之百的驯服工具啊,你别看划“右派”啊,那时让干什么干什么,那老实,那忠诚,真的根深蒂固的。给“四人帮”辩护,谁愿意去啊,风险很大的。但组织交待的任务,不但要去,还得干出个样子。

就这样,北京、上海一共抽调了6名专职律师,加上12名兼职律师,一共凑了18个人,除陈守一外,10月11日以前全部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报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到了驻地之后,才知道此行的任务。

“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

10月12日,这个“两案辩护律师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了。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实行封闭式办公,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

17日,律师司司长王汝琪和司法部常务副部长陈卓领着我们开会,会上讲了司法部给我们定的工作原则。按照我的话讲,原则就是“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但可以讲罪行,态度好可以要求从轻处理。“事实不能动”,主要理由是这些事实都是经过几年反复的审查,肯定确凿无疑;“罪名不能动”,是说反革命性质不能动。你想作为律师来讲,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不过我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因为这是业务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坚持也起到了作用。

会上宣布成立律师小组,组长是陈守一,让我和韩学章配合他工作。可是开会那天他就没来。散会以后,我陪陈卓又去找陈守一,说人都来了,小组正式成立了,您老人家是组长。陈守一坚决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他们全家都反对他做。但工作还是要推动啊,这样子陈卓又宣布:“守一同志不来,张思之同志作组长”,我就这么替了陈守一。这样律师组一共是17名律师,按说10名主犯,最起码应该有20名辩护律师,但一是挑人实在很难,二是当时也是寄希望于会有被告不找律师,先凑了这17个人再说吧。

我们讨论完工作原则后,整天就在那儿海阔天空的,设想律师参与这个案子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步我们要会见被告,会见被告可能遇见什么问题?大家就在那儿七嘴八舌地讨论。现在看来,我们是把当事人看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了,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出于对他们的一种防范。他们可能怎么攻,我们应当怎么守。甚至这样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如果被告要跟你握手,你怎么办?当时我们说这要回避,我们不握。不过真正会见的时候,每一次空间距离都特别大,所以也没有握手的条件。

结合这些讨论,我们制定了一个“会见被告人注意事项”。你不要小看这个注意事项,这个也是要报“两案”指导小组批准的。这些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要承担责任,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业务水平,现在看起来真是惨不忍睹啊。

当时境外的记者一直到处搜寻这些律师的下落,想从律师这儿弄点情况走。虽然我们的纪律是不请假不能出门岗,但还是有人跟记者有过接触。

不久,一位叫潘乃刚的美国律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两案’中,中国律师的作用现在看来等于零”。我当时非常气愤,“两案”审判还没开始,从哪里看出律师的作用等于零了?我们的作用也许很大,也许是负面的,都有可能,但你要有根据。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从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搬到了第一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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