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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

核心提示: 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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