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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彭德怀被诬“颠覆罪”不能平反的内幕

核心提示: 毛泽东严厉地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他还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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