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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 叶剑英重掌军权

核心提示: 14日晚,中央知道了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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