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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为何没把中国人打醒?(3)

核心提示: 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做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不过瘾,没有把敌人打倒,再踩上一万只脚。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因此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做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我们过去有强烈的革命意识,认为血流得越多,这个革命越光荣,牺牲了几千万先烈的生命,用鲜血涂红我们的旗帜,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我认为流血越少的革命、流血越少的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没有任何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权力要求另外一群人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的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的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很好的范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三派戮力——立宪建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今天看起来,99年前的中国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回望11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一留下的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在经历1900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在重回北京的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的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

到了1905年清政府把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一些纲领。

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笔者在1910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那里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新疆咨议局”的牌子。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政府的施政评头论足,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他的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相当于国会的机构资政院,一部分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经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看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一是有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的学历;二是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三是家里有5000银元的营业资本,或者纳税200元以上。还有其他的诸如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但主要就是两条:一个是受教育程度,一个是有一定的财产,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1787年有了宪法,最初具有选举资格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纳税金额的成年白人男人,这个就是限制条件,黑人不行,女人不行。到了后来所有的白人男子,无论纳税多少都有选举资格。到20世纪中叶,所有女性只要到年龄也都具有选举资格。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开放到黑人具有选举权。美国的这个过程也横跨了200多年。英国也一样,英国是一个更古老的民主国家,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整个过程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了女性都有选举权,也是到20世纪,有600年到700年的过程。在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国家,在一开始启动选举时就是一步到位,所有的人都具有选举权。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习惯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

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张謇这样的立宪派就是这个过程中冒出来的,因为有选举做合法途径,立宪派几乎在各个省都浮出来了,他们相互串联,组织起来,咨议局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有好几个。从1909年到1911年之间,他们发动了至少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到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以张謇、汤寿潜这些名流为代表,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心人物,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这是因为当时整个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即使在底层社会,鲁迅在《阿Q正传》等小说里所写的阿Q或者阿Q身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赞同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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