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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故意删除三个字 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4)

核心提示: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一个附属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

“9月29日(引者注:应为28日),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9月28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注: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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