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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毛泽东主义:邓小平主导下的政治变局

核心提示: 1976年,权力第一次移交到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手里。在华主持工作的大约两年时间里,中国开始拨乱反正。教育开始走上正轨,经济重新强调有计划发展。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退潮,对他个人以及过去政策的批评与日俱增。自5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许多在押的受害者被释放。人们有时甚至可以相对自由地批评政府。

1976年,权力第一次移交到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手里。在华主持工作的大约两年时间里,中国开始拨乱反正。教育开始走上正轨,经济重新强调有计划发展。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退潮,对他个人以及过去政策的批评与日俱增。自5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许多在押的受害者被释放。人们有时甚至可以相对自由地批评政府。

1978年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掌握了权力,在1997年他去世之前,邓在中国政坛上一直是最强有力的人物。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曾作为高中生而被捕,然后到了法国,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回国之前,在苏联接受过短期培训。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共产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参加过长征,最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60年代以来,他在党、军队、政府中都居于领导地位,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主要斗争目标之一。邓小平是改革运动的提倡者与推动者,特别是以务实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面却毫无作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完全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人物,他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仍然持否定态度。

在80年代产生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政治色彩的相对淡化,事实是政府部门不能够或不再关心像过去一样对全社会进行控制。党的路线不再能够指导生活的一切方面,也不能使每一部文学、历史、哲学作品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一致。在个人与精神上,虽然许多方面仍遭限制,但更多的方面得到允许。此外,在80年代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政治实验,对党和政府的一些职位实行差额选举,在人代会上或其他公共论坛上可以相对自由地争论。随着人民公社建制被取消并代之以更为纯粹的与公社平级的行政单位“乡”、乡下面是村,在农村地区决策权也有某些分散。

虽说80年代政治变化受到很大限制,但当邓小平让共和国逐渐脱离高度的集体化与中央指令计划时,在经济领域却发生了真实的改进。同时,他的改革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福利显示了特别的关注。政府也通过强调轻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如服装、自行车、无线电设备的发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他实施了一项重大的并且是早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关注农村生活到强调计划生育的一切领域,这些变化都显示出进一步脱离苏联实践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们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结合起来,有时甚至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然而,传统的影响至多也只是无意识的和非常间接的,政策的制订和维护几乎完全是在实用主义范围内。这一情形伴随着政治变革的缺乏,给改革带来无尽的困难,并在80年代末期几乎遏制了一切发展势头。

在农村,新政策的核心是“责任制”。在此体制之下,土地保留在国家手中;但是由农民进行承包,并且由个体家庭实行私有经营,土地承包的期限各有不同,但一般至少有15年,如果土地贫瘠需要改良,可以延长到30年甚至更长。作为允许承包土地的回报,农民必须缴纳农业税并且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一般是以粮食的形式出售,其余的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总的来说,卖给国家的粮食价格比往年要高些,农民在市场上的农产品售价则更高。

除了责任制之外,新的农村政策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发展所谓的家庭副业。这可包括从林业、畜牧业、蔬菜种植到机械修理、运输等一切方面。同时,政府继续鼓励在公有范围内的小规模乡镇工业进行食品加工、服装、农业机械、水泥和化肥等商品生产。这些企业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主办的合作企业,并且以“乡镇企业”之名而闻名于世。这些乡镇企业又导致改革的一个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即小城镇的崛起。它们的重要性确实在于缩小了由于西方影响而造成的城乡差距,并表现出恢复18世纪末中国特有的城乡融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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