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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谢富治赤膊上阵批陈云:只想着多赚钱炒肉片(4)

核心提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谢富治在会议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准备进口,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非常气愤,拍案而起,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作一次‘洋奴’!”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如一次,他们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先不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外贸部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有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当年在极左思潮猖獗,人们不敢谈也不知道期货市场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时刻,我们不能不为陈云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而钦佩。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记者前往各个部门搜集材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象。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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