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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谢富治赤膊上阵批陈云:只想着多赚钱炒肉片(3)

核心提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谢富治在会议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八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针对“四人帮”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拍案而起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六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我国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鱼”,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进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外国商品必须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做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今天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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