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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冤案”背后的隐情

核心提示: 有了这些种种事端的铺垫,后来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不是可以预期了么?不过历史的诡秘和残酷,竟是如此纠结在刘少奇的身上。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

刘少奇同志遗容

如此说来,中共领袖之中,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即他分别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奉天(沈阳)的被捕。本来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却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出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提起,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发动的一个动因,甚至是一个战果。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个过程。

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当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让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这件事后来具体承办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毛泽东指示高岗查看刘少奇的档案,张秀山只是具体承办的人,据他回忆,当年接到任务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张秀山《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百年潮》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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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刘少奇 高岗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