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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4)

核心提示: 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刘少奇实事求是,提出两个“三七开”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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