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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2)

核心提示: 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

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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