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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政治"滑铁卢":成就三中全会民主讨论

核心提示: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华国锋政治滑铁或成就三中全会民主讨论

(从左至右)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资料图)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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