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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4)

核心提示: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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