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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黑马”华国锋是如何一跃成为“英明领袖”的?(5)

核心提示: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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