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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后代:次女依靠酱油桶“漂”去香港(4)

核心提示: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延年未婚,但乔年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乔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隐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七十年,虽有些线索,但不知确讯。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的大墙里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松年一家

叶尚志还记得安庆东南角上陈松年的破旧蜗室,墙上挂着其父陈独秀四十多岁的相片,陈独秀留了一撮短须,目光炯炯。旁边挂着生母高晓岚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使他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虽然日子十分艰难,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在陈独秀人生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谈话间,毛泽东遂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最高领袖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为何却又杳无音信。陈长璞却坚信冰雪终将消融。1998年,在李铁映、曾庆红的批示下,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历代后人的推动下,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松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陈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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