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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主政华南时利剑缘何难出鞘(4)

核心提示: 在缅怀叶剑英主政华南(更确切地说应该说主政广东兼顾广西)筚路蓝缕勤政为民的同时,因为意识到他是“大鹏欲飞难展翅”,所以我有一种难以说出的压抑的感觉。利剑缘何难出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在陶铸南下广东以后,有一个情况被研究者忽略,即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打老虎不力。

在当时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中,有个叫三反运动即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历史已有定论,在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39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一些老虎。毛泽东还亲派自己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广州指导广东的三反运动。1952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40 2月18日毛泽东致又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41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

2月1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华南分局拟订的下阶段打虎部署,表示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仿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批判“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帐到算小帐”的工作方法、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方法来对付攻守同盟。2月21日毛泽东就华南分局打虎部署覆电叶剑英:“你们的布署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42显然,毛泽东还是不满意。4月25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5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罗瑞卿报告中写下了一段批语批语:“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44毛泽东对华南的土改、剿匪、三反都不满意。叶剑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陶铸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铸将他在广西的那套暴风骤雨式的做法搬到广东来。他在1952年4月初全省土改会议上强调要大规模整顿土改队伍,强调土改与镇反的相结合问题,进一步贯彻“深入放手”方针,在今冬明春结束土改。紧接着在省内47个县的地区进行全面土改运动。

陶铸曾向毛泽东反映叶剑英没有放手让陶铸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45毛泽东觉得必须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当事人列席。他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接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和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毛泽东对方方指出:“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还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方方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叶剑英的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则被指责为“广东特殊论”。为叶剑英留点面子,毛泽东也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46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和陶铸怀着反差巨大的心情回到广东。

6月29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分局领导的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既然毛泽东对广东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叶剑英和方方如果再不检讨,就成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了。叶剑英在会议的开头和结尾都作了检讨。在6月30日的会上说:“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错误的。……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到顽强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47在7月6日闭幕会为分局的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48

叶剑英这个第一书记还非常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49。而在6月29日的会上却不得不用“主帅得人,将士用命”来赞扬陶铸这个新任的第四书记所主持广东土改工作:“今年4月会议后,两个多月来,所以能够超过原定计划,使土地改革局面焕然一新,士气高涨,群众拥护,既有斗争,又有队伍,原因就在于领导上方针明确,中心抓得紧,有实施计划的强烈意志,不是过去那样软弱、摇摆和模糊,从而使广大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办法了。”“应归功于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的指挥得当。主帅得人,将士用命,这是获致胜利的基本原因。”50

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7月6日闭幕会上作长篇发言,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发起猛烈的批评。他说:

“中央所指出的‘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广东2800万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广东的一切工作都不能做好,这是一个改变广东面貌的根本问题,而分局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分局在1951年4月以前,对土改一直没有下决心,没有确定方针。4月会议,李雪峰同志来了,帮助分局下了决心,交代了方针,但领导思想上尚未解决问题,方方同志就明显地表示不那么‘愉快’,同时,还有一些争论,关系也很微妙。因而运动一起,决心又软下来,方针又动摇起来。剑英同志去年‘七一’写的文章,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我们的土改不能大踏步前进,像小脚婆姨一样地歪来歪去。这便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

“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照顾不够,和陈赓、赖传珠同志均吵过架,和邓华同志关系也不好,致使军队对地方意见很深。”“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犯错误,和中央、中南某一时期强调某一方面很有关系。我觉得更不对头。譬如:中南几个省份都在搞土改,都是接受中央、中南的指示,为什么广东却独自特别一点呢?”“林彪同志到武汉后,对中南新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英明的决定。中南局发布了“七一”指示,确定把城市接管下来之后,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农村,然后再搞城市。我们知道,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体会最深的。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很牢,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以极负责的态度来执行中央指示,而华南分局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此问题未获解决,是完全不应该的。”

“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加上思想方法上易于从一般概念出发,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方同志也是很老的干部,但也缺乏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叶、方两同志自己对土改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很好执行中央和中南的指示,特别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很不尊重,这就使得易犯错误与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

“关于责任问题。我认为从下决心,决定方针来说应由分局负责,亦即由剑英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只要剑英同志下了决心,南下干部、大军干部都会动员起来。即使方方同志一人思想不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当然,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以及包庇恶霸和发出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言论,其错误是特别严重的。加上他地方主义思想的作崇,对中南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作为个人来讲,方方同志所负的责任是很大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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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叶剑英 华南 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