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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2)

核心提示: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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