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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屁引发的“反革命”案 致死37人致残263人

核心提示: 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

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

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

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

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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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