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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生命:1971年那封信的确非常重要

核心提示: 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

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资料图)

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100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80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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