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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广州“屠城”事件:6天内22户被杀绝(2)

核心提示: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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