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邓小平的终生遗憾:自言一生就剩这一件事(5)

核心提示: 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对内的参与,确定了基本路线,四个现代化这件事。一个政策,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四个坚持。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度。这个没能实现。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有了以“一国两制”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范例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祖国的方式呢?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绝不能作此承诺!他的这一考虑,主要是冲着“台独”和外国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态度:“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4月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他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上一页 1 234567下一页
相关阅读
关键词: 邓小平 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