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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邪火烧到外交部:大使变走资派 外交权旁落

核心提示: 1967年4月初,戚本禹的一篇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将邪火引进了外交部。造反派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致使外交部大权旁落,局势无法控制。

 “打倒黑帮分子、走资派王国权!”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原本想让王国权留在中国驻波兰使馆,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想让他回国。当然也有意保护一些老大使,让他们先避避“文革”风头。但进入1967年7月,周恩来也顶不住了。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相继被调回。

王国权刚下飞机,就有人上前揪住他的衣领,当场宣布王国权是被他们揪回来的,然后押上车,送到造反派驻地,并让他的夫人常玉林到会场陪斗。造反派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走资派王国权!”接着宣布夺权,让王国权停职检查,交代问题,不许外出,不许串联。一直到晚上10点,造反派才让王国权夫妇回家。从此,斗争的矛头转向王国权,常玉林成了陪斗对象。他们互相搀扶,默默无语,每天蹒跚于外交部街和报房胡同之间。

在王国权被批斗期间,造反派突然要抄家,名曰找黑材料。造反派战斗队去了20多人,要求将所有房门和箱柜打开,所有东西都要清查一遍。他们把王国权夫妇、常玉林的母亲和老阿姨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许出来,然后把所有的笔记本、带字的纸都带走。他们还让王国权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外国人送的纪念品全部交公。

造反派翻了半天,什么黑材料也没有找到,便将王国权夫妇的1.5万元存款取走了1万元,说是交党费,但收据不是外交部财务司开的,而是战斗队开的,也没有签字、盖章,后来也不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本来在驻波兰使馆时,王国权已经交了1万元党费,再加上这1万元,共2万元,这可是他们十多年的血汗钱啊!

这还不算,造反派又让人住进王国权家,以监视他们的行动。派来的人是原来中国驻波兰使馆的司机,这人对王国权夫妇一直很好,造反派的离间计没有成功。

“三家村”和“杨余傅”的同伙

造反派给王国权列出的“罪状”有30多条,除了“走资派”外,还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脱党分子”以及“三家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黑同伙等。

在中国驻波兰使馆被不明真相的波兰群众围攻时,王国权在外参加活动。为避开使馆门前的闹事,活动结束后,他没有直接返回使馆,而是去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进行一般性拜会。造反派认为,王国权活动完不直接回使馆,就是不敢面对“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逃跑主义。这分明是不懂策略,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这条罪状显然不能成立。

关于脱党分子的问题,是指王国权年轻时在河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却到日本去了。造反派去河南外调,结果找到了历次运动的结论:王国权是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才逃到日本的。况且,他当时只是一名进步学生,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又哪里谈得上是脱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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