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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共“一号机密”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的?

核心提示: 陈来生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党组织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和当时上海几百万失业者一样,陈来生也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中央文库的首任主管“张老太爷”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各部委要有确定的组织,“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内设立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内又分为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因此,文件保管处又称为二处,地址位于租界戈登路1141号(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保管处受文书科主任直接领导,负责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与各地各级组织之间的往来频繁,然而上海的生存环境也一天天恶劣起来,中央各机关分散保存文件存在极大的风险。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而此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仍须长期安全保存。戈登路1141号当时还比较安全,暂不搬迁。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具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张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称,在党内有“老太爷”的雅号。

1931年1月,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直接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工作中,他发现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鉴于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是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根本没有区分来源,周恩来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其时,瞿秋白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故而能够较之“在位之人”更加超脱地思考未来。他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譬如,中央文件统一按四大编目入库保存:第一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或材料),包括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及中央全会的议案以及记录;第二大类,中共中央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等;第三大类,中共中央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第四大类,中央决议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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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号机 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