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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核心提示: 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青岛市店员举行“五反”示威大游行 图片来源/新华社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毛泽东断然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场针对自身的反腐倡廉的运动。

批转东北局的报告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便开始纷纷败下阵来。1949年,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自1949至1951年,党员中因贪污而受处分者的人数,竟一直上升,没有下降的迹象。

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不久,东北局又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规定》。高岗还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当时为配合抗美援朝,全国各阶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谁曾想运动刚一开始,竟然在东北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由此推论东北问题不是孤立的,全国其他地区仍有类似的问题。于是,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的电报时指示: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更加确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已坚定地认为这场斗争,决不是局部的区域性的斗争,而是“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而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触目惊心。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勾结私商,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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