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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讲“杀人不能太多”?

核心提示: 实体上,毛泽东主张不能杀的,不杀;可杀可不杀的,不要杀;要杀而不需要立即杀的,不立即杀。程序上,他关注证据,提高审级,完善法律文书。这都充分地体现出他的慎刑思想。

近年来,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上,甚至在一些学术刊物中,总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重刑主义者。他们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毛泽东偏爱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突破或抛开法治,或者对违法及犯罪者施加重刑,或者对无辜的人使用刑罚,最终导致刑罚打击面不应有地扩大。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将毛泽东认定为一名重刑主义者,在理论认识领域会造成两种不良后果:一是渲染毛泽东仅将刑罚视为阶级斗争手段的氛围,捏造出毛泽东滥用刑罚的形象;二是将毛泽东描绘成一名反法治的人治主义者,从而为否定毛泽东的法律思想甚至为彻底否定毛泽东打开缺口、埋下伏笔。虽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方向和实践路径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过失误,但就根本而言,他并不是重刑主义者;相反,他是一名典型的慎刑主义者,同时更是一名卓越的法治主义者。他在推行各项重要涉法工作尤其是涉及刑罚的工作时,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统筹协调时,莫不审慎、小心、严谨;他关注人命,讲求证据,恤施刑罚。概言之,他所做的,正是传统意义上慎刑思想最为典型的表现。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毛泽东慎刑思想表现得最为典型。除“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能够说明其慎刑思想外,在该项工作中所采取的包括制度设计在内的多项具体举措更能够生动地展现出他的慎刑思想。在拟定死刑政策时,他极为谨慎。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另一方面,他又严格限定了死刑的适用范围,要求只能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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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 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