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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文革”

核心提示: 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九十岁了。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庆祝,“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这么说,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八十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

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

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九十岁了。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庆祝,“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这么说,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八十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

这次提到九十大寿,话未说完,他便摆手,笑眯眯道:不搞不搞。

某一次的访谈中,他曾郑重其事地说:“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

谈天时,他习惯双手抱着搪瓷杯子在胸前,头略抬起,眼睛向远处望着虚空,思索。即便沉默的时间里,嘴角依然上扬,微露牙齿,一副不变的笑模样。隔了好一会儿,开腔:“哎,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换了四个专业:土木、历史、中文、外文。旁人羡慕他在《上学记》里回忆的这段自由,他却说这是一大遗憾,“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所以一生荒废了,做不出成绩”。

老先生自己以为“荒废了”的“一生”,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研究之外,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他曾以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分析的道路,从原子(或个人)出发;中国走的是有机的、综合的道路,从‘场’(或集体)出发。故在西方,个人是目的,集体是手段;而在中国,则个人是工具,集体是目的。”

这样一个老人,常说的句子却是“我不懂”。

比如,“我不懂,现在有的小地方一贪污就是多少亿,他哪有这么多钱可贪?怎么这个贪污就整治不了?”

语调温和敦厚,全无戾气,却是满腔担忧。

 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

灵子: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到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与这所学校渊源颇深。在您的理解中,清华精神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清华最初是美国人的庚子赔款建成的,建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而是留美预备班,送出去留美的学生都要在清华先经过训练,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所以清华里面的建筑都是美国式的,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国学、历史方面的课程,其他也都是美国教材。

解放后,全面学苏联。苏联的教育是专家教育,高等教育都是专科教育,如航空学院、煤炭学院。解放以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都变成专门的院校,学生一进学校专业都非常明确,将来就是地质专家、钢铁专家。这时候清华就变成工科大学,文科、理科都并到北京大学去了。后来大概又觉得工科大学的设置跟世界潮流不太符合,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又改回综合大学。

不过,1986年我再回清华的时候,感觉综合的程度还不够,还是工科独大。

灵子: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集,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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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革 中国 何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