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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为何甘当刘少奇的“替罪羊”?

核心提示: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包产到户事件,田家英为毛泽东所猜忌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所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议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 1962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们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

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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