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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从酝酿到动议

核心提示: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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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动议 史实 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