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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为何会成“文革”第一个“挨刀”者?(3)

核心提示: 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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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罗瑞卿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