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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小平如何从党内排名第三成实际核心?

核心提示: 会议上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刚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他没有赶上会议开幕,原本准备在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没想到,回国后短短几天,会议形势大变,他找来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陈云的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华国锋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华国锋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错误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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