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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道挽救数万灾民 美记者揭40年代河南大饥荒

核心提示: 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核心提示: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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