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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真假叛徒:“叛徒”成政治斗争工具

核心提示: 在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时,毛泽东曾根据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材料在“按语”中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就有醒目的“共产党的叛徒”一条。

胡风与他的夫人梅志 

关于对待历史上的“叛徒”问题,除了对革命者“政治道德”的气节大义的考量之外,如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指称,则应该对有关事实十分慎重,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在政治运动中,它可以是鞭笞和打击革命队伍中出现的真正叛徒的严厉道德武器,也可能滥用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混淆了是非,不免造成冤案。

试举例如下: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叛徒”

在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时,毛泽东曾根据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材料在“按语”中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就有醒目的“共产党的叛徒”一条。然而,在被定性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2100多人中,能够被指为“叛徒”和“变节分子”的,大概只有绿原一人,因为他曾被定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和“变节分子”。但真实情况是绿原于1944年在后方译员训练班受训时,国民党曾要他去“中美合作所”工作,绿原从胡风处得知“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特务戴笠控制的一个特务组织之后,根本就没有去;至于又说他是“变节分子”,则是根据绿原1940年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过,并且供出了他于1939年在湖北恩施读高中时曾和几个同学办过壁报的情况。但当时的绿原只是一个中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与“叛徒”、“变节分子”毫无联系。

“丁、陈反党小集团”中的丁玲

1955、1957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揪出了“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丁——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前还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陈——陈企霞,当时亦为《文艺报》主编;冯——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发生在1955年和1957年的这两个“反党集团”案件,主要由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的积聚所形成,是周扬为书记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错误划定的。当时丁玲的一个历史问题成了关键,即她曾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至1936年离开南京辗转至陕北,后来指控者称其“自首叛变”——与“叛徒”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有一女、接受国民党每月100元的生活费、给国民党写有一份声明(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居家读书养母”),等等。这一结论制定后,当时颇有反对的声音,于是进行复查,最后中宣部复查小组将之改写为“变节性行为”,但当事人丁玲仍不同意。不久,“反右”运动爆发,重新拟定的结论是:“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显然,这一结论更加严重了。这一结论,毛泽东当然知道,而周扬当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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