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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邓小平迅速成为“第二号靶子”的内幕

核心提示: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邓小平和卓琳在一起(资料图)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忌恨邓小平,是因为邓拒绝高岗的拉拢。“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扞卫党,扞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以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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