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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胡耀邦揭发康生罪责 华国锋为何不追查?(2)

核心提示: “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

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

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

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

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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