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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瞬间失宠毛泽东 是因为周恩来策划离间?(4)

核心提示: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一“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人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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