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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瞬间失宠毛泽东 是因为周恩来策划离间?(3)

核心提示: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一“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盾,“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宥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膏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1975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钟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年7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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