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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瞬间失宠毛泽东 是因为周恩来策划离间?(2)

核心提示: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一“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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