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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主席语录》曾轰动海外:分析文革一针见血(6)

核心提示: 《刘主席语录》究竟是哪一个行家选编的呢?他为什么要选编这本书呢?他是如何选编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后又传播到东西方多国去的呢?它最后如何成为绝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并且寻觅到这个历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许多读者一定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渴望了解。

《刘主席语录》第26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

《刘主席语录》第27页上有一大段话讲得更为透彻:“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笔者认为,用以上三段刘少奇语录不是完全可以认清“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彻底破坏了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吗?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例如《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引录了如下两段话:“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只能阐述己见,耐心说服别人,最后争取到多数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后,允许反对派在大会上作相反意见的副报告。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即便是错话,理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否则就会造成党内人人自危,人云亦云,谁还敢直抒己见呢?

《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语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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