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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52年禁娼事件始末:妓女改造后收到求爱信(2)

核心提示: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管教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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